【轉】究責二二八 台灣才能共生

轉貼自薛化元教授在水果的投書,抵抗遺忘,就是最好的紀念!

焦點評論:究責二二八 台灣才能共生(薛化元)

 
探究二二八的責任,才可去除「外省」族群的原罪問題。圖為東吳大學蔣介石銅像遭噴漆。

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連形式合法要件都不具備的國家暴力,造成本土菁英和一般人民重大傷亡。但是,直到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等人 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透過社運衝撞強人威權體制的二二八禁忌,李登輝總統任內才正面回應此一要求。從1995年李登輝總統開始,歷任總統皆公開對此一事件道歉,對受難者(家屬)的「賠償」、撫慰工作也持續展開。

雖然如此,二二八事件卻依然是台灣社會尚未撫平的傷痛。國人對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乃至歷史真相的認識仍有不少歧見。日前,馬英九政府任命的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便公開表示無法接受馬英九在2006年國民黨主席任內,長期以來以「官逼民反」定調二二八事件。
就面對重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言,理想的作法或許是: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在釐清真相,探究責任後,也才能撫慰傷痛,記取教訓,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但是,如前所述,台灣社會目前面對的二二八事件,卻是歷史是非尚未究明,更遑論記取歷史教訓。而直接的問題,就是二二八的歷史傷痕,不僅未能化為促成台灣命運共同體的積極力量,有時甚至成為台灣內部族群互動的潛在問題。

未探究蔣介石責任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常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的衝突事件,甚至有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外省」族群的原罪。因此,有人認為紀念二二 八,不利台灣內部族群關係。問題是:目前台灣所謂的「外省」族群與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統治台灣的「外省」人並不相同。目前絕大多數的「外省」族群在二二八事件悲劇發生時,不是尚未出生,就是未來台,甚至連他們絕大多數父祖輩都根本與此悲劇沒任何關係。因此,釐清歷史真相,探究歷史責任後,反而有助於台灣各族群脫離不必要的歷史對立,建構歷史的共同感。
就此而言,1947年中華民國處於以黨訓政體制下,主導國家機器運作的是國民黨,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兼任國家主席)。歷來的總統道歉了,政府用收來的稅金賠償了,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責任卻沒有被探究。在某種意義上,如果釐清此一基本的責任問題,就根本去除所謂「外省」族群的原罪問題,也成為台灣內部「共生」的要件。

記取教訓避免再犯

此外,從結構來看,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造成的文化衝突有關;而外來的統治者,基於鞏固其統治的考量,以國家力量壓制社會原有的價值體系及其菁英,建構與統治體制連帶的「文化霸權」,也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原因。
基於前述的認知,國人要記取教訓,避免類似事件發生,自當維繫、深化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憲政價值,拒與普世人權違背的外來文化價值,排除外來專制再統治台灣的可能。

政治大學台灣史
研究所所長

廣告

【轉】查某人的二二八

全文轉自台灣民間與真相和解促進會的FB

當提到二二八事件時,你想到的是誰?陳澄波、王添灯、林茂生、湯德章、張七郎?
為什麼當時的死難者以男性為主?被遺留下來的家人是怎麼度過此後的人生?女人的二二八經驗跟男人會有什麼差別嗎?
本週六(二二八)下午兩點,本會理事、清華大學社會所的沈秀華老師將在宜蘭松園小屋演講,她在1997年出版的「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是國內第一本專門處理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經驗的作品:為什麼要強調查某人?她們的經驗有什麼特殊性?這些遺孀們如何以女性角度詮釋、理解此後的漫長人生與磨難、不同階層與背景的女性經驗又有什麼差異或共通點?歡迎宜蘭的朋友前來參與。

*「查某人的二二八」演講活動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36175089858375/?ref_newsfeed_story_type=regular

*「查某人的二二八」書摘:
http://blog.roodo.com/228tuioe/archives/2713713.html
蘇白勉:彼時阮一開始想大概是像日本時代一樣,人被叫去問個口供,無代誌就會回來,無想到伊會被殺死,是後來彼下午伊還是無回來,我才開始煩惱,開始找人(聲音哽咽)。有人講有人被打死丟在海底,阮也去找,彼時阮都是四、五個太太作伙去找,像和黃清江(當寺八堵火車站副站長)的太太,李丹修(當時八堵火車站站長)的太太,許朝宗(當時八堵火車站副站長)的太太,和一個也是火車頭受難者的老母,四、五個人走路作伙去找人,彼時只要找人,也無在想是走多久,常常聽到任何消息,透早就出門,到暗才回來,啊(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