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謊言——朝日新聞「從軍慰安婦」報導的軌跡

全文轉自走進日本的專題報導,原文如下。


2014年8月5日,朝日新聞公布了對此前「從軍慰安婦」相關報導進行核實的情況。朝日新聞承認,包括32年前的吉田清治證言在內,過去的報導中存在許多關於事實的誤報。然而,在此過程中逐漸清晰起來的並非「從軍慰安婦」的實際情況,而是日本和韓國這兩個走過了特殊戰後道路的國家之間相互關聯的、發生了扭曲的言論空間。

無論朝日新聞核實情況如何,事實就是事實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一點。那就是在昭和時代的戰爭中,確實存在日本及日本軍參與的「從軍慰安婦」事件。而且,在戰地出現過以軍隊暴力強迫當地女性充當​​慰安婦的諸多事例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一點與其他戰爭中軍隊在占領地實施的暴行毫無差別。

但這畢竟是在「戰地」發生的事情。「從軍慰安婦」體系本身只是將當時在日本得到官方許可的管理賣春組織搬到了日本軍的占領地。(順便說一句,日本的管理賣春制度於1958年被徹底廢除)。「從軍慰安婦」中大半是日本本土的日本女性,還有當時被日本占領的朝鮮和臺灣的女性。管理賣春制度即是得到官方許可的「人身買賣制度」,毫無疑問,這種制度嚴重踐踏了當事者的人權。可是,這種人權侵害與「戰地強徵」這樣的戰爭犯罪截然不同。

近年來,韓國一直在「從軍慰安婦」問題上強烈譴責日本,其主張歸結起來就是認為日本實施了戰爭犯罪。但遺憾的是,日本在1894-95年與清國(當時的中國王朝)的戰爭後,並未在朝鮮半島上發動過戰爭。而且,自近代以來,日本與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從未爆發過戰爭。

吉田清治的杜撰

已故吉田清治(圖片提供:讀賣新聞/Aflo)

不過,韓國至今仍將該問題視作「戰爭犯罪」,而日本也曾在某個階段之前是相同態度。其根源在於一個謊言。那就是吉田清治(1913-2000年)的證言。吉田自稱戰爭時期曾擔任負責管理短期工的山口縣勞務報國會下關支部的動員部長。他在80年代出版了兩本著作,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稱「戰爭時期,日本在濟州島強擄了大約200名年輕女性」。後來問題鬧大後,涉及報導的相關人員、歷史研究家和韓國的研究人員紛紛前往當地考證調查,但最終沒有任何人獲得了任何證據或者證言。

如果到此為止,那麼應該會被視為單純的「創作」而逐漸銷聲匿跡,不再受到世人的關注。但1982年,朝日新聞撰文報導了這份吉田證言,事態發生了驟變。毋庸贅述,朝日新聞從戰前起就是日本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受其報導影響,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強擄慰安婦」行為被韓國作為一個事實加以大肆報導,成為了批判日本的核心題材。

這件事之所以變得更加混亂,是因為有人將此與戰爭時期集結起來開展義務勞動生產的「女子挺身隊」混為一談。「女子挺身隊」是以學校組織為中心,曾在日本國內和占領地廣泛存在過的一種組織。於是,事情就演變成了「慰安婦組織」曾經廣泛存在之類的言論滿天飛的窘況。

朝日新聞對「慰安婦問題」核實情況的摘要

①有無強徵行為
關於1982年9月2日的大阪社會版面內基於吉田清治證言的濟州島「強擄慰安婦」報導,以及92年1月12日的社論中「以『挺身隊』名義進行勸誘或強徵」的表述。

在曾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和臺灣,賣春組織業者可以打著「提供好工作」等幌子誆騙、網羅大量女性,並沒有發現表明軍隊等方面有組織地實施了拐帶行為的資料。但是,在印尼等當時處於日本軍占領之下的地區,已確認存在表明軍隊強行擄走當地女性的資料。相同之處是都存在違背女性本人意志,迫使她們充當慰安婦的這樣一種強制性。

②吉田清治給出的濟州島「強擄慰安婦」證言
關於作為大媒體首次報導吉田證言以來,先後16次刊登相關文章之事。

重新前往濟州島採訪,並未獲得可以支持吉田證言的內容。因此,判斷吉田清治的證言不實,撤銷相關報導。

1992年報道及政治意圖
關於1992年1月11日的「慰安所 表明軍隊參與的資料」報道被指責為報社特意選擇了宮澤訪韓時機之事。

並沒有這種意圖,那只是了解詳情5天後刊發的報導。另外,政府早在報導前就收到了存在該資料的報告。

④「女子挺身隊」與「慰安婦」混為一談
關於1991-92年的報導均聲稱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是以「女子挺身隊」名義強徵而來之事。

女子挺身隊指的是戰爭時期,為動員女性到軍需工廠勞動而組建的「女子勤勞挺身隊」,與慰安婦截然不同。由於記者用於參考的資料中也存在將慰安婦和挺身隊混為一談的情況,所以導致了誤用。

1991811日「前慰安婦 第一份證言」報導的背景
關於先於韓國媒體進行了報導,以及執筆的記者是韓國慰安婦審判支援團幹部的親戚,疑似文中帶有某些偏見之事。

採訪報導的開端是當時首爾支局長提供的訊息。並沒有蓄意歪曲事實的行為。

引起形勢劇變的1992年1月報導

1992年1月宮澤喜一首相訪韓前的報導將問題推向了高潮。頭一年,一位前慰安婦首次公開姓名,起訴了日本政府。朝日新聞也先於韓國媒體報道了這一事件的過程。在由此引發的風波之中,首相訪韓前夕,出現了關於軍隊和政府機構為轉移慰安婦到「慰安所」提供方便的資料的報導,導致宮澤首相在韓國多次道歉,而且次年,河野洋平官房長官還發表了關於慰安婦問題的談話。(這個談話雖然承認了從軍慰安婦的存在、政府參與過慰安設施的運營以及在戰地的強徵行為等,但並未特定提及在韓國有過強徵行為)。各家媒體也真正開始追隨朝日的報導。

果然,政府行動起來以後,針對一系列報導的核實工作就迅速得到了推進。結果,吉田證言並無真憑實據、「挺身隊」和「慰安婦」混為一談等問題曝光,1992年8月以後,日本各家媒體開始避免發布以吉田證言為前提的報導。但也僅僅是避免報導而已,並未對證言加以否定或修正。

日韓已經走入的死巷子

可是,就在媒體橫下心來保持沉默之際,事態又進一步加速發展。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布了採用吉田證言作為證據通過表決的《庫馬拉斯瓦米報告》。此外,7名韓國前慰安婦因接受了日本政府主導設立、旨在補償亞洲各地前慰安婦的「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亞洲女性基金)」給予的「補償」而在國內遭到譴責,後來甚至被政府中斷了生活補助。韓國的「從軍慰安婦」也必須作為日本在戰地的強徵對象加以對待才可以接受——如今在韓國國內占據統治地位仍是這種態度,而非「河野談話」的認識。

韓國通過在美韓裔居民在美國國內大舉宣揚這種主張,導致2007年美國眾議院做出了對日譴責決議。當時,第一次掌權的安倍晉三首相辯解稱「雖然存在廣義的強徵,但並沒有狹義的強徵行為」,即雖然在韓國存在通過人身買賣徵召的從軍慰安婦,但並不存在與戰地強徵同等程度的強徵行為,但最後還是被美國政府和社會貼上了「歷史修正主義者」的標籤。作為日本政府來說,也不可能採取比「河野談話」更進一步的應對措施,即不可能認定吉田清治的「謊言」是事實。因此,日韓關係走入了前景不明的死巷子。

韓國的內因——追求「對日戰勝國」名分的李承晚

我們難以斷言韓國從一開始就在「從軍慰安婦」問題上具有受害者意識。如果戰爭時期真的存在具有高度犯罪性的行為,那麼或許就會像在審判乙級、丙級戰犯時提出犯罪指證的荷蘭那樣,從戰爭結束不久後便開始提出問題。實際上,人們開始談論「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而且還發端於日方的證言和報導。

不過,「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這種設定被提出後,就迅速滲透到了人們的觀念中。因為儘管韓國並不存在這種事實,卻有充分的理由接受這種設定。

毋庸贅述,韓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原日本領地的朝鮮分裂出來的國家。南北兩國都得益於大日本帝國的顛覆而成立,絕非憑藉自身力量贏得獨立的。可是,由於是具有相互排斥性的主體,所以爆發了朝鮮戰爭。之後,激烈的國家主體性之爭一直延續至今。

坦率地說,北方一側在這場爭鬥中更占優勢一些。日韓合併後,以舊滿洲吉林省延邊地區為中心,獲得中國共產黨支援的抗日游擊隊組織成為北韓的核心力 量,自稱「獨立運動的正統」。另一方面,韓國將戰前曾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共同行動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作為其前身,首任總統李承晚也是當時的國務總理。日中戰爭(抗日戰爭——譯註)期間,臨時政府雖然創建了軍事組織「光復軍」,卻未發揮實際作用,並沒有進行過抗日作戰。而且臨時政府也從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此外,曾是其後盾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與充當北韓後盾的共產黨政權的內戰中敗北,1949年從大陸撤退到了臺灣。

然而,韓國的李承晚政權在圍繞半島統一問題的朝鮮戰爭中,一直主張自己有堪於北韓抗衡的「抗日歷史」。於是,韓國要求出席1951年9月召開的同盟國、國際社會與日本講和的舊金山和平會議並在協議上簽字。換言之,他們主張國際社會應承認韓國是對日戰勝國。當然,最終遭到了同盟國方面的斷然拒絕,但此後直至朴正熙政權成立,韓國始終堅持李承晚路線的主張,在國內外展示出「對日戰勝國」姿態。

與德國進行比較很牽強

上述「李承晚的杜撰」這個亡靈至今仍留存於世。觀察韓國的政治家、各種團體和媒體批判日本的言論可以發現,幾乎可謂必然出現與德國的比較。特別是在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問題上,韓國始終主張日本應學習德國的做法,德國於1990年重新統一之際,簽署了最終解決與波蘭間國境問題和放棄難民索賠權問題的條約。

可是,我們難以將韓國和波蘭的形象重合起來。因為波蘭是貨真價實的對德交戰國。而且也是遭受納粹犯罪迫害、戰爭犯罪迫害的當事者。再強調一次,韓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並非日本的交戰國。無論當時朝鮮半島居民是否認可,那時就是「日本」。因此,韓國具有將自己說成是對日交戰國的相應動機或心態。「遭到強徵的從軍慰安婦」問題是賦予自己像歐洲的德國和蘇聯占領地那樣相同形象的絕佳材料。

日本的內因——留存下來的「支持戰爭」的全國性報紙

另一方面,日本有些人也存在試圖將韓國說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害者的心理傾向。這裏說的有些人是指媒體。而且,這個問題也是與德國對比一下更容易解釋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和德國向同盟國投降後,遵照投降條件,通過戰犯審判使負責人受到了制裁,舊體制土崩瓦解。當時,納粹和納粹主義、軍隊和軍國主義分別被視為造成德國和日本發動侵略的元兇,​​均被清除。日本軍隊的解體和相關人員的清除工作都比德國更加徹底。但這只是軍隊。關於這段時期具體情況的考證偏離了本文主旨,加上篇幅關係,此處不作展開,但僅從結果來看,除了財閥被解體以外,實際上其他絕大多數非軍方的領導層,無論政治家、還是官僚組織和大學裏的人員都未被清洗。

尤為突出的便是媒體。德國方面,在否定納粹宣傳政策的過程中,支持者遭到了徹底的拆分、清洗。報紙也未能避免「Stunde Null(零點)」狀態。在這一點上,日本與德國存在顯著差異。

從戰前至今一直被稱為「三大報紙」的朝日、每日、讀賣在1931年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譯註)以後,日本侵略中國大陸時,如軍隊代言人一般鼓舞戰鬥情緒,發行量實現了爆炸式成長。1945年,朝日和每日發行量約350萬份,後起的讀賣也達到了約150萬份,它們均在這個階段確立了全國性報紙的地位。戰後,朝日新聞的緒方竹虎主筆和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社長被GHQ(駐日盟軍總司令)指為戰犯,丟掉了公職,但不久後相關處罰措施也被解除。媒體方面,除了同盟通信社被拆分為時事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和電通三家公司外,其他的報社甚至連社名、題字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

因歷史問題而失去了主導權的政府和政界

戰爭時期作為總動員體制下的宣傳部門建立起來的對於國民輿論的影響力,在戰後不僅沒有減弱,反倒變得愈發強大。還有個因素在於政府等公共機構通過記者俱樂部制度促使資訊優先流向媒體,實施了資訊發布領域的圈地行動。換言之,這是總動員體制在戰後的延續。

軍隊的統一管制不復存在,媒體影響力反倒得到了提升,全國性報紙等大媒體的權勢如日中天。關於各媒體在各國的影響力情況,請參考下圖數據。不僅是在日本,讀賣、朝日的發行量甚至占據了全球第一和第二位。考慮到中國、印度等國的人口大約是日本的10倍,以及日語圈基本限於日本國內等因素,這樣的市場份額可謂相當驚人。據說冷戰格局瓦解之前,蘇聯的《真理報(Pravda)》發行量約為1,500萬份,中國的《人民日報》約1,000萬份,考慮到這些情況,也可以體會到日本超大型報紙在國內的地位如何顯赫。

而且戰敗之後,政府在關於歷史問題等價值觀方面失去權威,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新聞界和學術界主導的輿論掌握主導權的結構。涉及歷史、戰爭和責任的問題成為了媒體可以在面對政府和政治權力時占據絕對優勢地位的題材。由於自身也拖有戰爭責任問題的尾巴,所以媒體必須是「正義的夥伴」。於是,和鄰國之間的歷史問題就成為了日本報紙眼中的香餑餑。

是否有出口——朝日姍姍來遲的核實

筆者認為,此次朝日新聞核實過去的報導,承認誤報的行為是作為媒體的正確舉動。可是,實在有些太遲了。從首次報導吉田證言算起已過去32年,從政府被迫採取行動,且證言喪失可信性的92年算起也過了22年。在此期間,「強徵從軍慰安婦」問題已在韓國的輿論之中紮下了根。而且,作為日本戰爭責任問題中的典型案件,這個問題甚至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知。

從國際社會的角度看,在整個日本「從軍慰安婦」問題中,日本與韓國的爭論點其實是個別瑣碎的問題。日本對整個「從軍慰安婦」問題,以及整個戰爭責任問題所持的態度才是重點。可是,即便是個別瑣碎的「錯誤」,一旦日本試圖自行加以修正,從外部角度看,就會被判斷為在進行「歷史修正」。即便知道對方國家帶有政治意圖地想要利用這個問題。在這一點上,日本還站在被告人席上。而且日本國內也確實存在一種潛在的壓力——試圖抓住一些過錯展開反擊,甚至否定其他所有過去的戰爭責任。這又進一步制約了日本的行動。

另一方面,韓國近年來在迅速向中國靠攏的過程中,依然在宣揚「李承晚的杜撰」。而且中國已經開始給予響應。日本似乎尚未充分理解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彰顯光復軍和認可中韓在抗日戰中並肩作戰的發言在外交層面對韓國具有重要意義。過去賦予了北韓正統性的原本就是中國。可以認為,隨著北韓崩潰與統一的可能性愈發具有現實感,韓國希望讓國內外承認作為統一主體的「李承晚的杜撰」這一趨勢還將不斷高漲。

即使撤銷了過去的報導,事態也不可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因此,在日韓兩國流傳的這一系列杜撰,甚至遠比作為其禍根的吉田清治「謊言」本身,造成了更加嚴重、更加罪孽深重的惡果。

(編輯部 間宮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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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阿扁到底有沒有罪(二)?龍潭購地案

出處:撲馬FB

相較於陳敏薰案,龍潭購地案牽涉比較廣,也是目前阿扁被判最重的案件(11年),為了能夠在篇幅之內讓大家理解來龍去脈,我會將事實寫短一點,然後把法律的觀點用較長的篇幅去討論。網路上很多似是而非的說法,甚至有律師把法律的要件都搞錯了,希望本文能夠澄清這種疑慮。

龍潭案的主角是辜成允。法院認定的事實倒是蠻簡單的,辜成允要把自己的土地(龍潭)賣掉,卻一直賣不出去。大家都知道,賣房找仲介賣比較快,而龐大土地需要很有人脈的仲介,於是辜成允找到吳淑珍當仲介,並約定報酬。

辜成允這邊提出的方案是,把土地賣給政府主管的科學工業園區,吳淑珍對此計畫表示贊同後,找上主管科學工業園區的李界木,表示希望科學工業園區能夠把龍潭買下來(龍潭購地案)。

看到這邊暫停一下,讀者應該會發現,主要行賄者是辜成允,受賄的公務員是李界木。簡單來說,李界木如果承諾收錢辦事,這兩個人已經分別構成行賄與受賄罪,而吳淑珍做為中間的白手套,理應成為某一方的共犯。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問了,阿扁在哪?

是 這樣的,因為李界木推動龍潭購地案受到很多阻撓,有好幾個部會反對龍潭購地案,於是李界木向吳淑珍報告此事。吳淑珍說,好吧,你來見總統,報告一下推動龍 潭購地案的困難。於是阿扁聽了李界木報告,其後就指示各部會應該儘速把購地案辦好。最後,李界木從辜成允那拿了3000萬,吳淑珍拿了1億。

好,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要阿扁有罪,我們需要證明什麼。

1.    阿扁知悉收錢的事實(有收賄的故意),與吳淑珍是共犯

2.    阿扁知道收這筆錢要辦什麼事,並予以允諾(對價關係)

3.    阿扁對科學園區有主管監督的權力

其 實第三點「阿扁對科學園區有主管監督」是先決條件。試想,如果你今天給阿扁一億元,請阿扁在你的胸部上簽名,阿扁會不會構成公務員收賄罪?當然不會,因為 「在胸部簽名」不是阿扁作為公務員所主管監督的事項,你那個一億元充其量是贈與。一個公務員要成立公務員收賄罪,必須針對「職權上所主管的事項」收錢辦事 才會構成收賄罪,這一點也就是各位常聽到的「法定職權說」(詳後述)。

但是在討論阿扁對於科學園區到底有沒有主管監 督的權力之前,只要讀者要看過上一篇【陳敏薰案】的討論,應該會有一樣的疑問:到底阿扁是不是共犯?如果不是,那這就是李界木、辜成允、吳淑珍三人之間的 犯罪罷了(由於李界木是公務員,因此即使摒除阿扁,吳淑珍仍可成立相關犯罪)。

那我們法院是怎麼把阿扁納入這三人的遊戲結構呢?我們先來看檢察官怎麼說:

「雖無直接證據被告陳水扁涉案,但綜合各項證據,推理作用,認定陳水扁為共犯」。

那各項證據是什麼呢?

還記得李界木有跟陳水扁報告龍潭購地的困難嗎?我們的檢察官的認定是:「被告陳水扁、吳淑珍必然會再詢問更多關於本案內情,被告吳淑珍一定會告知陳水扁行賄之事」

而 在原審的時候,蔡銘哲(另一個白手套)、李界木、吳淑珍,都說阿扁對收賄一事不知情。蔡銘哲二審一度說阿扁是共犯,但後來又在2011年於另一審判承認自 己做了偽證(坊間流傳的辜仲諒偽證是另外一案,龍潭案重點是蔡銘哲證詞才對),馬永成對於阿扁是否知情,日前也做了翻供。結果在證據如此薄弱之下,我們來 看最後最高法院怎麼把阿扁判成共犯:

「吳淑珍所稱陳水扁先前不知情,係迴護陳水扁之詞。陳水扁辯稱不知吳淑珍收受辜成允給付之金錢,不足採信。

簡 單來說:法院的意思就是「阿扁你說你不知道有收賄?偶不相信啦!」判決更說:「李界木這個小角色來找阿扁,阿扁竟然完全不訝異,阿扁你應該要知道有錢在裡 面吧?」,然後認定陳水扁有收賄故意。ㄟ,刑法裡面,「應該要知道」叫做「過失」,如果阿扁要成罪,那應該是成立「過失收賄罪」才對。刑法有這個犯罪嗎? 當然沒有。

那還有別的證據嗎?沒有了,我當時翻遍了卷宗,阿扁是共犯的證據就只有這樣。從頭到尾就是「阿扁你說你不知道,可是我覺得你知道耶」,證據呢?「我的感覺啦,馬永成也這樣感覺啊」(註:馬後來翻供)。

啊,我還沒提實質影響力說這個有問題的學說呢。

好,我們先假設阿扁就是共犯,阿扁就是知情好了。如果用這樣的前提,是否可以判阿扁有罪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還差一個條件:「龍潭購地是阿扁主管的權責」。

問題是龍潭購地是阿扁的權責嗎?不是。所以依照阿扁的「法定職權」,龍潭購地案不是他主管的東西,而公務員收賄罪,必須要是「收錢辦事」,而且要收錢「辦自己主管的事」(法定職權說)。

我國法院向來採這個法定職權說,美國聯邦法院在2007年也確立了法定職權說,原則上一個非常普遍的法律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就算認定阿扁是共犯,阿扁也無法構成這條犯罪。

這時候大家就會說:「ㄟ,如果這樣,那以後公務員都收錢辦不是自己主管的事,然後都無罪,這樣可以嗎?」於是就有一個聲音:「不然這樣好了!只要有影響力,通通算公務員職權,全部都判公務員收賄罪!」(這就是實質影響力說)

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刑法的結構。很多律師、網路部落格都這樣誤導人民,實不可取。公務員收錢辦「不是自己的事」,依照法定職權說,確實不構成「公務員收賄罪」,但是會構成「其他犯罪」啊!!為了讓大家更清楚一點,我把三種犯罪態樣,由輕到重列出來:

A.  公務員單純收錢,卻未依政治獻金法申報(責任最輕)

B.  公務員收錢辦事,但辦的不是自己管轄的事,用人情壓力辦事(責任次重)

C.  公務員收錢辦事,而且辦的是自己管轄的事(責任最重,就是公務員收賄罪)

請問,刑法裡面,會把傷害、重傷、殺人當成一樣的事嗎?當然不會,因為他們造成的侵害程度各有不同,所以刑法才會有傷害罪、重傷罪、殺人罪的分別。

而龍潭購地案,講白話一點,就是把傷害的事實硬說成重傷的事實,然後再用一個莫名其妙的理論把重傷的事實判成殺人罪。

法 定職權說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學說,而且經過這幾百年的修正,早就把「與法定職權附隋或密切相關的職務行為」也納進來了,根本就不像某些人講的:「採法定職權說就通通無罪」。刑法的結構很簡單:你有收錢辦事?好,收錢辦的是自己職務的事?這最嚴重,公務員收賄罪伺候。你收錢去辦的不是自己主管的事?很抱歉,也 是犯罪,刑責較輕(林益世就是如此,不要再說什麼林益世不構成犯罪了,他只是不構成C,但照樣構成B。該地方法院交代的超級清楚)。

如果採實質影響力說,整個刑法結構反而崩解。為什麼?因為這樣B跟C就沒有分別啦。有影響力,就通通認定成同樣一種犯罪,這跟「有受傷,全部都判殺人罪」一樣荒謬。適當地認定法定職權為何,然後把剩下用人情辦事的情形用另一個法條規範,是在正常不過的刑法基礎。符合哪一個就用哪一條罪,這叫做罪刑法定原則。若採實質影響力說,加上法官的自由心證,只會造成無限擴張而已。刑法可不是用感情來判斷的。

所以,這邊我就想考考大家了。為何當時特偵組移送,檢察官起訴的時候,幹麻不用B罪移送就好?反正只要硬凹阿扁是共犯,用「B.公務員收錢去辦不是自己管轄的事」不就好了?這樣最高法院也不用改變向來法定職權說的見解,也不會造討論「實質影響力說」的紛爭,不是兩全其美?

這就是問題關鍵啦。台灣一直以來,一直有收錢喬事的文化。而且台灣重人情,公務員常常喬的都是跟自己職務無關的事,如此一來,台灣一直以來都沒有像德國、日本一樣,把收錢辦事(辦不是自己主管的事)直接立法。後來迫於壓力,才在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定了一個「非主管監督的圖利罪」。但這個不能完全取代B罪的地位,而且他的要件非常嚴格。

由 於本案針對阿扁的證據就已經很薄弱了(也就是我這篇前半段所敘述的),如果當時用非主管監督的圖利罪移送,會直接在文義上就無法構成那條犯罪,這樣新聞馬 上就會有「阿扁無罪」的斗大標題出現,很難看。所以要能夠入阿扁於罪,要選擇條文簡單明瞭,解釋空間很大的C(公務員收賄罪)才有機會。而我們看到的,就 是法院使用了一個憑空降臨的「實質影響力說」,先把阿扁喬成共犯,再硬把阿扁歸類於C,然後判了11年有期徒刑。

寫到這,大家應該知道了,真正有問題的,其實不是法官(別再說恐龍法官啦)。真正有問題的,是下指導棋的最高法院,以及為了保護自己的立法委員。下一篇,我就要來討論扁案問題最深的根源:最高法院,然後也會一併討論換法官的問題。

【轉】阿扁到底有沒有罪(一)?陳敏薰行賄案

沈伯洋老師,也就是在志光補習班大名鼎鼎的撲馬老師,近來針對扁案寫出一系列分析文章,轉貼如下,非常精闢。

出處:撲馬FB

我會把這篇上傳給想想。所以這邊只是備份,等上傳給想想論壇之後我就會刪掉。

(我先討論事實問題,法律問題留到下一篇。)

我時常在補習班的課堂上講阿扁的案件,但在現實生活上卻很少提及,因為這個案件是台灣司法的痛,更是阿扁支持者的痛。不過既然選舉過了,把這件事拿出來討論,希望透過白話的方式,讓大家對扁案有一些比較透徹的理解。

首先,阿扁當時一堆案件,有些被判無罪,有些被特偵組簽結,有幾個還在審理中,而真正被判有罪的,主要是下列幾個案件:

1.    陳敏薰行賄案

2.    龍潭購地案(洗錢部分亦跟隨此案)

3.    元大併復華案

我想我就一個一個案件來談吧。今天來談陳敏薰行賄案。

依照法院的認定,阿扁有罪是因為「陳敏薰要當大華證券董事長,所以給了吳淑珍一千萬元」。使用的罪名是「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

首先我們來看看法院到底要證明什麼,才能判有罪:

1.    陳敏薰真的給了吳淑珍一千萬

2.    陳敏薰真的要求要當大華證券董市長,而且吳淑珍答應了(俗稱對價關係)

3.    吳淑珍是公務員,且有大華證券董事長的控制權/影響力(俗稱實質影響力)

這樣大家應該知道法院卡在哪裡了吧?陳敏薰有給吳淑珍一千萬是千真萬確的,陳敏薰想要當董事長也算是司馬昭之心,但問題就出在吳淑珍不是該管公務員,一個不是該管公務員的人,怎麼樣都無法定公務員收賄罪(例如各位讀者你們跟陳敏薰拿一千萬,法律根本就懶得理你)。

那 麼要判定吳淑珍有罪,唯一的方式就是找一個公務員跟吳淑珍一起成立「共犯」。因此,這時候扁維拉(阿扁)就登場了。如果能夠證明阿扁和吳淑珍是共犯,那麼 法律就可以把吳淑珍也當作公務員定罪(法律上叫擬制公務員),如果阿扁有任命大華證券董事長的影響力(這點很有疑問,但我先略過),那吳淑珍也可以一起算 進來,一起判刑。

所以,要能夠證明陳水扁和吳淑珍是共犯,就變成認定陳敏薰行賄案最重要的事實了。那麼,特偵組提出什麼證據來說服法官呢?

答 案是:沒有證據。當時這個案子在最高院的時候,檢察官直接坦承:「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敏薰案陳水扁的部分」,而且依照陳敏薰的證詞,「吳淑珍也沒有答應任 何事」(你沒看錯,其實這邊根本已經缺少一個「答應」的要件)。但是這樣一來就搞笑了:如果無法證明陳水扁是共犯,整個案子根本無法成立公務員收賄罪,而 這一千萬最後就只能成為政治獻金(陳敏薰一開始說是政治獻金,不知為何後來翻供)。

那麼各位應該就很好奇了,最後為何阿扁和阿珍都有罪呢(各判8年)?

我 們來複習一下刑法的廣義共犯:共犯有教唆犯、幫助犯、共同正犯三種。所謂教唆犯,就是吳淑珍去教唆原本沒有犯意的陳水扁去犯罪,如果要這麼判,那就要證明 阿扁有收錢的故意,而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從頭到尾阿扁跟這個案子的相關證據,就只有阿扁當時問了財政部長林全「陳敏薰是否可以擔任董事長」,然後林全 說:「不可以」,還寫了報告說陳敏薰不適合當董事長(就這樣,沒了)。但是這個證據不能證明阿扁有「收賄的犯意」,簡單來說,沒有證據證明阿扁對1000 萬有認知,更無法證明1000萬和去電詢問林全有關係。

那麼幫助犯呢?那更難了,因為幫助犯要是阿扁一開始就有犯意,然後吳淑珍從旁協助而已,這麼一來會面臨上述一樣的困境。因此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之下,我們特偵組和檢察官決定用台灣一個最被無線上綱的共犯型態:「共同正犯」。

共 同正犯,顧名思義,就是兩個人同謀一起犯罪,共同正犯可以一開始就存在,也可以中途加入。但是兩人之間的角色必須要是「彼此不可或缺」,而且有「犯意聯 絡」。也就是說,如果要成立共同正犯,吳淑珍必須先在阿扁不知情之下收了錢(這點確實無誤),答應陳敏薰之後,然後與阿扁兩個人「密謀商討」,而且阿扁非 常贊成吳淑珍的行為,並對於1000萬的收受全盤知悉(這點很重要,若不知此無法成立收賄罪的故意)。如果吳淑珍只是跟阿扁說:「ㄟ,陳敏薰不錯喔」,那 不叫做收賄的犯意聯絡,那叫做聊天。我以前也常講「徐若瑄很棒喔」。

因此,最後阿扁被判與吳淑珍有犯意聯絡,講白一 點,理由就是法院認為「阿扁你應該知道吧?」。很妙的是,證據顯示阿扁「沒有」跟陳敏薰接觸,而這應該是對阿扁有利的證據,但是法院說:阿扁你既然「沒接 觸過陳敏薰」,那「一定是按照吳淑珍的意思」,因為吳淑珍認識陳敏薰嘛。那既然阿扁你按照吳淑珍的意思,「那你當然知道有收1000萬啊」(這邊的推論就 很讓人難以理解了)。

最後,法院說,「阿扁以總統之姿竟然會問陳敏薰的事」,就表示「阿扁與阿珍是非常強的共犯結 構」。這其中的邏輯我原本參詳了很多年,一直沒有瞭解,但是等到看多了最高法院的判決,你就會很清楚,最高法院對共同正犯的態度一直就是「你看起很可疑 嘛,好啦,你就當共同正犯好了啦」。

所以,特偵組和檢察官使用共同正犯這一招,其實很對我們法院向來的胃口。我曾經 有看過判決,黑道大哥叫黑道小弟A殺人,小弟A拒絕,黑道大哥只好叫小弟B去殺人。最後,黑道大哥和小弟B被判殺人罪並不意外,但是黑道小弟A也被判了殺 人的共同正犯(俗稱躺著也中槍),原因是「小弟A,你在旁邊應該都知道吧!」備受爭議的徐自強案也是,徐自強也被法院認為「你應該知道整個計畫吧?」,就 直接被認定有犯意聯絡,成立共同正犯(還被判死刑)。

因此,當扁案大家在討論實質影響力時(理論面),其實掩蓋了法院對事實認定的恣意(事實面),判決中對阿扁賄賂的認知與否以及扁珍共犯結構的認定,都大有文章。

行 文至此,我都還不用提程序上換法官的事,也還沒提實質影響力的問題(真正要討論實質影響力的是龍潭案),更別說該案奇怪的量刑,以及現在尚未保外就醫的問 題。我下一篇再來說明龍潭案實質影響力的認定,以及程序上換法官的問題。各位讀者可以有自己的認定,但這大概就是我認知的陳敏薰案始末。

註:我的立場是,該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阿扁的收賄故意,也沒有證據證明共犯結構,因此不是賄賂,而是政治獻金(如果又不是政治獻金,那就只剩詐欺了,不過看起來要件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