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比當兵更無聊的事:論邪惡的凡常性

全文轉自想想論壇,網址: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1007

我人生中有幾段空白的回憶,國中升學班那種不堪的升學記憶因為太苦悶,所以算是刻意遺忘;而當兵的歲月則是因為太無聊,而無從記憶。我記得自己曾經笑稱,如果要寫一本書叫做《比當兵更無聊的事》,應該整本都是空白,因為這世界上,應該很難找到更無聊的事了。

圖說:720紀念洪仲丘遊行,聲援民眾穿著白色上衣於國防部。(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但最近,因為下士之死,當兵突然變成轟轟烈烈的事情,每個人一夕都變成受害者,都可以挖出一兩條當兵的傷痕,上街頭包圍國防部的鄉民滿坑滿谷,顢頇的軍隊出了大包,掛了星星的軍官表演的技巧比動物園的猩猩還要不如,政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引發了如潮的怒吼。報紙上寫著什麼離營座談引殺機,也讓我想起自己的離營座談和那段充滿鄉愿情緒的往事。也許,那些事情對我而言並非太無聊記不得,而是根本上,對於自己不願面對的,擁有黑暗人格時日的否定。

離營座談是下午時分,那是隆冬中偶然的一絲陽光,天暖暖的,我揹著值星帶(應該是唯一的一次),帶著幾個兵幫即將退伍的自己布置當月離營座談的場地,心情很輕鬆。菜鳥阿兵哥緊張兮兮地跑來報告整理完畢,我低下頭,細細的檢查桌面的玻璃有沒有擦乾淨、麥克風是不是每一支都正常、冷氣會不會冷、濕紙巾夠不夠用,一如過去那五百多個百無聊賴的日子我所準備的十餘次離營座談,只是這次,我終於成為屆退人員的其中一員了。

不幾時,會議開始,我把值星帶丟給學弟暫代,自己坐在椅子上看著指揮官滔滔不絕的講著不知道什麼內容的講稿,並在緊接著的一一點名中講了一些無關要緊、毫無意義的廢話。我們都深知這些建議沒有用處,打從入伍開始,學長就灌輸我們「正確」的概念,「這裡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退伍是真的」。既然要退伍了,何必如此精實地建議,去為難這些因為饅頭數不夠,暫時還離不開的學弟們呢?

但偶而總有一兩個比較「白目」的,真的提出了什麼建議。長官也多半很配合的立即究責、改善,儘管可能幾周後一切又恢復原狀,但至少當下在他的暴跳如雷下, 問題有立即改善的徵兆。像吃了幾粒止痛藥,可以馬上改善痛風,卻無法根治差不多的意思。對我來說,反正軍隊只是人生不得不然的一個過渡,既然快要拍拍屁股走人,那何必在乎到底能不能根治什麼毛病?反正我走了,軍隊翻過來也不干我的事。我並不討厭「白目」的認真魔人,對我這種明哲保身的人來說,他如何「白 目」無妨,總之也只要與我無關就好。

當兵時我的年紀已經偏長,應付那些年紀輕輕的同仁士官或阿兵哥,其實我也有自己的一套。略施小惠,押車出勤幫他們買個涼水、請他們吃個小東西,或者對他們故意在市區繞路只為了晚點回營區的作法視而不見,以給方便換取自己作為長官的聲望。對付上面長官也不算很困難,他們知道你書讀得多,委託你幫忙寫點作業、 或者寫寫分析,幫單位爭取一點情報績效,對我來說輕而易舉。一早揹著書包說去圖書館找資料,就可以整天逃的不見人影,反正最後東西也交出來了,聽說也拿到績效獎金(不過我一毛也沒分到),總之就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納稅人的錢有沒有浪費,暫且還不是在軍隊裡面當泥菩薩的我可以看見的長遠問題。

我是那種篤信當兵「一切攏係假」,只有退伍令是真的人。在軍營的日子,我只求平平安安,既不想出什麼鋒頭,也不想落後掉隊。「欺上瞞下」是我在軍隊處世的最高原則,當個士官,我既不想罵兵、也不想招惹長官。長官說「軍隊是個小社會」,我點頭稱是,暗自卻嗤之以鼻,社會上遇到壞長官,你可以辭退他、或者他可以辭退你;只有軍隊這種地方,你也走不了、他也趕你不走,不管你表現好或者壞、罩或者是包,鐵打的營舍流水的兵,時間一到,都是屁股拍拍走人。人經常在這種制度下被卡在不正確的位置上,遑論才能會有什麼發揮。國防部「加入迷彩,人生精彩」的口號絕對可以稱之不實廣告,因為軍隊的實情是「加入迷彩,人生無彩」。

日來下士之死引起社會公憤,好似每個人在軍隊裡面都曾經有過一段被欺壓的傷痕。其實我並沒有,但這種沒有,卻讓我捫心自問,是不是正因為我太世故、太機巧,才讓這種不義的體制毫不動搖的存留了下來。那個愚蠢至極的「小社會」如同中世紀的小社會,在世界劇烈變遷的同時絲毫不動。在軍隊中,我就是那個沉默螺旋的一員,正如今日批判人們對政治不該冷感,我們當初又豈不是對軍隊的政治採取冷感以對的方式,甚至助長其中某些橫霸軍閥瘋狗般的氣焰?

這種沉默,讓我想漢娜鄂蘭(Hanna Arendt)的一本書Eichmann in Jerusalem(玉山社即將以《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為譯作書名出版)。鄂蘭在書中以「邪惡的凡常性」(banality of evil)形容納粹頭子艾希曼。在耶魯撒冷的審判中,他說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公務員,對猶太人所犯下的一切犯行,都只是因為執行公務罷了。這樣看來,艾希曼和電影「為愛朗讀」(the Reader)中那位平凡的車掌漢娜所犯下的罪刑,其實是一樣的,因為知識的貧困,天大的罪孽變得那麼平凡無奇。只是,對於人命的剝奪,如果僅僅只是因為對於命令的服從,又不啻是把自己的存在給異化,而泯滅了人性在心底的一絲絲存在可能性。對鄂蘭來說,這種「邪惡的凡常」,無疑就是不義存在的根源。而我們這些退伍軍人當年習以為常的沉默,也不正是不義始終存在的因子?

圖說:漢娜鄂蘭書影。點圖可連到另一篇介紹文章:〈關於不義〉。

「為愛朗讀」中的漢娜本不識字,她坐牢的時候並不認為自己犯下了什麼樣的罪刑,但隨著她開始學習識字,才認識到她所曾經遵循的命令,是多麼可怕的對人性的悖反之事。識字之後,她克服了知識的貧困。刑期屆滿,面對令她羞愧的世界,她選擇自殺、並且把那麼少少的存款捐出,來彌補自己曾經犯下的罪孽。電影中的漢娜和作家漢娜鄂蘭,都讓我想起當前的台灣,對於曾經犯過的錯誤,退伍軍人以上街頭作為告解,舔舐自己那道深到看不見的傷痕以自我療癒,但那種對於制度殺人的怒意蔓延,的確有著沖天的民氣。然而在政府高層,那些飽讀詩書、甚至號稱對鄂蘭研究甚深的學者忝列高官,卻對自己手下所犯下的罪孽卻不發一語,轄下的行政體系更以錯誤百出的粗劣謊言,包庇這些凡常之惡,漢娜鄂蘭天上有知有此類官員敢誑稱是她的追隨者,大概也要不禁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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