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今天出門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

2013年4月19日清晨5點30分,馬政府再次顯示出殘暴、反人道的一面,硬將前總統陳水扁這位患者轉到沒有精神科醫師的台中培德監獄,丟臉至極、羞恥至極、令人髮指至極!

以下轉自Totoro當家的文章,心有戚戚焉。

----原文分隔線----

半年前台北榮總公佈陳前總統有八大嚴重疾病的報告, 建議轉至高醫或馬偕醫院接受治療。當時北監漠視醫師的專業評估, 逼阿扁在「北監」和「北榮」之間二選一。阿扁選了北榮。

近日台北榮總的醫療報告中,指出阿扁有重度憂鬱症、 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口吃和大腦輕微萎縮、 以及非典型帕金森氏症等疾病。 並建議採居家療養或到離家較近的醫院治療。

結果由馬政府欽點的北榮提出的專業評估,再度被漠視。 阿扁於19日的清晨5點多,被火速轉送台中培德病監。 此舉不僅沒事先告知病人與家屬,就連當天要吃的藥也沒帶。

針對此裁定,法務部表示,所謂「居家療養」於法無據, 若同意陳水扁回家接受治療就是違法失職。

「違法失職」是什麼碗糕?

審判中途違反「法官法定原則」從周占春法官換成蔡守訓, 算不算違法失職?

越方如檢察官唆使辜仲諒做偽證,算不算違法失職?

檢察官以羈押威脅杜麗萍要求作偽證咬阿扁,算不算違法失職?

把阿扁關在一坪多的狹小空間一天超過23小時,算不算違法失職?

北監24小時用燈光照射阿扁造成腦病變,算不算違法失職?

病人明明已經有排尿的問題還灌水2000c.c., 算不算違法失職?

入獄時是健康之身,五年下來出現尿失禁、行走不穩、口吃、 及初期失智症症狀,疑似罹患「常壓性水腦症」等病變, 算不算違法失職?

台灣的社會和司法史上還有多少「違法失職」之事?

江國慶冤死卻沒人負責時,怎麼不見你法務部出來仗義直言?

更何況,在美國人權醫師團的口中是「完全無法想像」 狀況極差的牢獄,在法務部的口中就成了阿扁「享受12大禮遇」 的特權。

當美國華府人權行動中心主任,傑克‧希利(Jack G. Healey)以緬甸獨裁政府跟台灣做比較時, 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卻說:「要去哪個國家當國民,我也不反對。」

當眾多台灣和國際醫療專家一致認為阿扁病情惡化, 以及腦部磁振造影已證實腦部已有病變的診斷時, 又是曾勇夫出來說三道四:「他的真實狀況和普通人差不多。」

有這種部長的法務部,對不起!你的聲明比屁還不如。

北榮提出的診斷醫療報告中不只是重度憂鬱症, 還有重度呼吸中止症、攝護腺腫大、另有口吃和大腦輕微萎縮、 以及非典型帕金森氏症等疾病。 結果法務部只挑憂鬱症和其他患病受刑人出來鬼扯︰「 目前沒有因精神疾病而獲得保外醫治的前例, 如果因為陳水扁罹患憂鬱症就讓他保外就醫, 對其他患病受刑人並不公平。」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甚至嗆聲:「 難道有憂鬱症的全放掉?」

聽到這種低級的狡辯,只有一句回話︰「難道你以為台灣人民全是蠢蛋 ?」

在此同時,法務部也開始大作文章暗示馬政府的仁心恩德。 強調阿扁在台中監獄將「獨享243坪」醫療專區, 是獄政史上首創。藉著媒體的配合,激化反扁人士開始一貫的辱罵、 詛咒、和仇恨的情緒。

19日的這一天,就在媒體焦點都在立法院審查核四停建公投之際, 法務部不僅一早將阿扁移往台中監獄培德醫院, 也批准同一晚槍斃6名死刑犯,確實是轉移媒體焦點的高招。

去年底槍決6人時,曾勇夫曾說,這對他來說是「天人交戰」 的決定。時隔不到4個月,再來一批。

小羅斯福總統曾說:「 仁心從來就不會削弱力量或軟化一個自由人的性格。 一個民族沒有必要殘酷,才能有堅韌強大的國家。」

精神異常的希特勒卻說:「我想不到任何理由, 為什麼人不該跟自然一樣殘酷。」

老公向來會說“It is so nice to be a Taiwanese!”作為一個台灣人真好!然而,看到自己的國家有這種玩弄法律的司法和趕盡殺絕的政府,今天出門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一點也不是「天人交戰」的決定。

廣告

【轉】「人權是爭取來的 !」

出處:【TEWA回看歷史/2013.04.07】「人權是爭取來的 !」

對於外國的人權工作者而言,台灣無疑是一個異數。在國民黨赤裸裸地侵犯人權之下,台灣的交通是橫衝直撞,股市是爭先恐後,政治則謀算積極,唯獨對於爭取人權卻是慢條斯理。這種「人權冷感症」,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如果不作樂觀預測的話,恐怕也是如此。

   在過去四十年之中,國民黨會如火如荼進行摧殘人權的工作。極其不幸的,四十年代的「二二八」,與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非但不是埋下台灣人此後全面與國民黨抗爭的種子,反而是造成台灣人無以言喻的政治冷感症,「人權」因而變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共同的禁忌,一直持續至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期,台灣在前所未有的變局之下,各種人權團體突破禁忌,一一湧現。然而名目雖然都有,卻極少能成氣候,遑論形成波瀾壯闊的人權運動。反倒是,在大規模的恐佈屠殺與秘密逮捕不復出現之際,台灣人不僅沒有趁勢在人權工作上全面進擊,而且對於國民黨積極以司法迫害人權的舉動,顯得不知所措。如果說,今年台灣人民爭取人權的方式,大抵不出簽名、演講、和平遊行與議會質詢四種,這句話並不為過。罷工固然在「勞資和諧」下屢被犧牲,即連五二○這一強烈的體制外動作,也未能進一步掀起全面的改革風潮,反而在眾目睽睽下,讓國民黨做足司法冤案。這種種爭取人權無力與失敗的例子,除了顯示在方法上有待加強外,更重要的,是心態上亟須調整。

  如果人權是切身的,那麼爭取人權當然是刻不容緩的工作。然而曾幾何時,台灣人民似乎已陷溺在長久的「等待」狀態裡。爭取出頭天可以等待四十年;制衡國民黨可以等待三或五年才一次的選舉;而掌握主權、當家作主更無奈地等待遙不可及的末來。即連民進黨的「國會全面改選運動」,也可以等待國民黨的「退職條例」通過再說。結果,在這種消極的「集體等待」心理之下,一般人民雖然滿腹牢騷,卻冷漠成性;國民黨也可以在民怨沸騰之中享盡獨裁政權的尊榮;至於最基調的「社會正義」,則在朝野一致的默契下,被判處無期徒刑。於是,台灣人民在「等待」的歲月裡,不僅落得傷痕累累,而且久病纏身;犧牲敢於行動的仁人志士,結果還是坐失改革的大好良機。

  因此,即使目前有關人權的主張是百家爭鳴,人權團體百花齊放,但在「集體等待」的社會心理之下,人權運動顯得欲振乏力。如果在百年難逢的變局裡,台灣人爭取人權的運動沒有及時行動,沒有全面落實,那麼,誰能預測在統治者學會對人權作更精密的操控之後,被統治者不會面臨另一個更加馴服的命運?人權如果是必要的,那麼理當「今天就要人權」,豈有坐等統治者的「恩賜」之理? 然而,如果不採取積極有效的行動,「今天就要人權」也無非是徒託空言罷了。

  其實,人權原是最起碼的政治訴求,既使如此,台灣的政治運動,其爭取人權的效果亦屬有限。一九七九年高雄的美麗島事件,原本也是一場人權大遊行;九年後的十二月十日台北街頭還是再度高喊「今天就要人權」的口號。 不禁令人懷疑九年之中,台灣人民究竟在政治運動做了多少?如今,我們看到一切的人權工作,都在政治的結構性困境下,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絕對難辭其咎的應是弱化了的政治運動先驅者。

  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從五二○以後,台灣的政治運動已如強弩之末;民進黨三全會後,更近於偃兵息鼓的狀態, 然而台灣人權遭受迫害的情形卻依然沒有斬草除根式的根本改善。如果對照同時期外國人民爭取人權的運動風潮,台灣那些將人權掛在嘴邊的政治人物固然理當汗顏;而長期對人權不痛不癢的沈默大眾,更應該深思猛醒。是政治人物自我劃限,是社會大眾事不關己,因而造成當今政治運動普遍的無力感,並使得人權工作異常艱苦而寂寞。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人權問題在當權者長期壓抑之下,業已百般糾結,形成十分複雜的剝削體制。國民黨固然是島上人權的最大剝削者,即使島上人民也彼此相互剝削而渾然不知。政治與金錢兩大因素激盪下,台灣的人權問題益形複雜而嚴重,對於這種「人權危機」,吾人勢不能坐視不顧,也不能好整以暇,而是必須「今天」就要採取行動!

  在國民黨政權強力的扭曲之下,全面而積極地爭取人權實乃當務之急。一百萬從事色情行業的婦女,六百萬出賣廉價勞力的勞工,與四百萬以全副心血換取卑微所得的農民,他們的人權問題勢不能等到一九八九年底大選再說。我們希望,「現在」立刻展開全面的人權行動,效法菲、韓人民的抗爭,以強勢的政治運動向當權者索償人權,則台灣「人權時代」的到來庶幾可以計日以待。

  當前我們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目標:打倒違憲的出版法!

  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權利。出版法卻授權新聞局得以行政命令處分出版品,停止發行及查扣沒入。多年來,行政機關依此惡法不經司法判決,以區區的行政命令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及財產權,並使台灣的新聞界不敢抗爭。

  本刊因報導、評論「台灣獨立」議題,屢遭新聞局以違憲的出版法來停刊及查禁,我們抗議國民黨政權以這種惡法封殺人民的言論自由,我們認為:出版法不改,台灣的言論自由就沒有保障。

  請支持本刊繼續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榕 自由時代 第 255 期 (1988年12月17日)

1989年的今天, 以肉身及筆桿與黨國體制搏鬥的鄭南榕先生離我們遠去, TEWA在此向這位民主先行者致意。

本文來自鄭南榕基金會
http://www.nylo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4%3A2011-02-18-08-52-22&catid=2%3A2009-04-05-16-41-44&Itemid=9

鄭南榕作品見
http://www.nylon.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2&Itemid=9

鄭南榕基金會座談會影音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user/nylon407?feature=watch

【轉】鄭南榕問題:有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嗎?

全文轉貼自想想論壇,在鄭南榕殉道24年的今天,讓我們拒絕遺忘。

老實講,我對鄭南榕的回憶是淡薄的。我所知道有關他的一切,都是青春期之後從當時百花齊放般的自由言論中閱讀到的知識,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胡慧玲編寫的 《我喜歡這樣想你》。那本書中充滿對鄭南榕的各種回憶,讀起來總讓人想掉眼淚。在那之前,我只記得那本有很多圖片的「自由時代」雜誌,和他那焦黑乾枯的遺體,還有,他的憑弔隊伍在總統府前突發的自焚事件。

那是1989年,世界的風起雲湧正是進行式,在台北,蔣經國死後的政局凶險無比;在北京,天安門上學生正雲集;在東歐,波海三小國即將脫離蘇聯獨立;全球冷戰的格局就快要結束。小學生當時沒什麼樂趣,可能週三下午在同學家打電動、或者在附近的眷村裡偷採別人家的桑葉,穿梭在那些窄巷裡逃躲業主的追打。鄭南榕和詹益樺以死明志,距離當時讀國小的我是多麼遙遠、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民主,就在小孩子嬉鬧的當下,轟轟烈烈的來到這個島嶼。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國民黨只抓的到我的屍體,抓不到我的人」。青春期後,我開始關心政治,鄭南榕的激烈言論言猶在耳,面對當時百花爭鳴的社會氣氛,任何對未來有期待的年輕人,都會相信我們所擁有的一切自由,都是他以身體的苦痛與消滅,所換取而來的權利。也是因為經歷過這一段經驗,後來每每一些反串人士引鄭南榕來掩蔽自身誣陷造謠的行為時,那種「鄭南榕在天之靈會哭」的說法,也總讓我特別迷惘。

言論自由有界限嗎?當年說要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的鄭南榕,應該也沒想過言論自由其實有一些界線吧?大學時很著迷美國憲法,知道有名的紐約時報控告蘇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原先是一個叫做蘇利文的警察局長控告紐約時報,認為紐約時報刊登警局鎮壓公民抗議活動的手段過於粗暴的一篇廣告有失公允、涉及誹謗。但美國最高法院卻基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不得立法侵犯」為由,判決紐約時報無罪。最高法院法官認為,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不但應包含批評政府的言論,無惡意的錯誤更應被容許存在。這個判決後來被教科書列為「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的經典案例,意思是說,那些批評政府的言論,難免錯漏,但只要撰寫者可以證明他並沒有「真實惡意」,被監督者就不應該以誹謗來限縮作者的言論自由,以保障言論自由的存在。

中華民國憲法的釋字509號解釋,其實也有這樣的精神存在。依照當時釋憲的意旨,「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為何釋憲文一定要寫成文言文呀?)。大法官顯然認為言論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權利,記者的舉證責任僅在於有經過查證且認為可信之責,而不一定要為真。

在民進黨執政的後期,我常常在想這件事情。那時媒體對執政當局一片喊打,許多真真假假、或者公評、也可能帶有惡意的新聞或評論穿鑿其間。我當然相信言論自由的價值很重要,也認為政府應當被監督。但言論自由是否有界限?這個問題始終在我腦海中徘徊。「真實惡意」或者舉證責任的概念,也經常挑戰我的政治立場。

直到2008年國民黨再度執政之後,因為其執政的失敗,引來媒體、或者後來興起的個人媒體在網路上的圍剿,才讓我對這件事情的觀點逐漸清晰。因為立場互換的經驗,我終於相信,除非是具有「真實惡意」,不然一切嚴厲的監督,容或出錯,都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我想,政黨輪替的價值,就在於讓不同政黨的支持者,都經歷一次角色互換的經驗,而後才能持平的看待什麼是惡意、什麼是公評。當然台灣在這方面還不夠成熟,但民主本就是學習的過程,如果政黨輪替常態化, 國民對角色互換愈習以為常,民主終究會邁向更鞏固的可能性而行。

在鄭南榕過世多年後,大家紀念鄭南榕為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而死的同時,講交情、講台獨、談認同,固然都值得一提;但同時也應該反省,百分百的言論自由,到底是什麼、又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後他以自身肉體的苦痛,對威權體制衝決網羅的警示,對這個新興的民主國家,才具有更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