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咆哮》略筆

本書是日本已故外交家杉本信行於2006年完成的遺作,台灣的漢譯本由玉山社在2007年出版,以下說不上是讀後心得,只是片段摘錄方便記憶而已。

前言,p.16-17:

『從外界看來,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或許是屹立不搖的……但事實上,缺乏自信、憂慮、不安,以及對未來的悲觀,卻充斥於領導階層的內部。會認為共產黨能永遠維持其統治體制的黨員幹部,幾乎成了少數派。舉例來說,人稱「太子黨」的革命元老第二代之間就流傳著一個小故事:據說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文化大革命時遭到迫害而肢體殘障,他在文革結束後向父親表示自己「終於做好了入黨的準備」,連入黨申請書都填好了,沒想到鄧小平卻說「你在胡說甚麼,你要是進了共產黨,鄧家早晚會絕子絕孫」…這個小故是未必是真的,然而它的流傳確說明了共產黨最高幹部對黨的前途是如何缺乏信心。』

p.127:

『中國不肯坦誠面對日圓貸款的這種態度,其實還有個最大的情緒性因素。1987年6月,鄧小平曾經對訪中的日本國會議員說過以下這段話,恰恰是那種情緒的寫照:「老實說,我認為日本是全世界虧欠中國最多的國家。恢復邦交時,我們沒有要求戰爭賠償,這是基於兩國長遠的利益考量才決定的。東方人是重人情的,所以日本應該為了幫助中國而多做點貢獻才對。我對這點不太滿意。」這樣的情緒在中國領導者和政界要人的心底根深蒂固。他們雖然不會當著我們的面說,骨子裡卻認定「是中國放棄戰爭賠償,所以日本的的對中援助等於是賠償的代替品,這點兒錢當然不夠」,所以儘管對中ODA的總金額已經高達300億美元,他們在心情上卻仍然無法得到彌補。再進一步深究,恐怕和這個國家的民族自尊心也脫不了關係。得向外國借錢才能建設國家的這種事,我覺得中國人非常不願意承認。大概是為了精神上的平衡,他們才堅稱日本可以從中受益吧。』

p.226-227:

『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採累進稅制,但對於高所得者卻沒有適當課稅,而且收入來源繁多,稅捐機關也無法確實掌握,致使稅負本身的所得分配功能盡失。此外,銀行帳戶的名義、動產與不動產的所有權登記制度不完善,也令主管機關無從稽查個人財產,如此使得固定資產稅難以採行,贈與稅和遺產稅也還沒有修訂。在目前的稅制下,當世代交替時,富人的財產會滴水不漏的轉移給下一代,形成富者越富的模式。中國的現況,就像在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旗幟下,於封建主義的原野上鋪上特殊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鐵軌,任由弱肉強食的原始資本主義列車行駛,一路揮霍燃煤、濃煙炭塵漫天,卻是氣喘吁吁、疲態百出。以信用為命脈的市場經濟尚未確立其基本規則,商業行為卻已經開跑了。單以退票一事為例,在日本,若有企業遭銀行退票達兩次,該企業即被列為拒絕往來戶,商業信譽掃地,最嚴重甚至會破產,但在中國卻不會如此。企業在某一家銀行發生退票情事,還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接受別家銀行的融資。在這個人制主義、講究情面的世界裡,市場經濟制度完全起不了作用。這麼一來,懂得動歪腦筋的人當然會無所不用其極,市場上便也流傳起「借錢的是呆子,還錢的是傻瓜」之類的話來--把錢借給人家,最好就當作送給人,否則就別借;借出去的錢肯定是不會回來的,所以還錢的人反而要被嘲笑,這種心態已蔚為風氣。坊間也常有人打趣,說中國企業對專業經理人的評鑑標準就是「懂得如何扣住一筆該付的錢」。這話雖然有點誇張,但在市場經濟中竟有這等原則存在,中國的商業界又怎能不發生問題呢。』

p.279-280:

『我可以很肯定的說,日本政府確實曾為侵華戰爭向中國致歉。目前為止,包括天皇陛下的詔書、內閣首相的公開發言在內,日本政府已經謝罪至少二十次以上。我無法在此一一詳述,不過田中角榮首相在日中建交時所作的演說,可以做為最基本的範例。田中首相訪日時,曾以「過去數十年來,日本令中國人民蒙受極大的困擾,我謹在此鄭重表達深切反省之心」之語表達謝罪之意。聽在日本人耳裡,這樣的用詞已經是十足的謝罪,但是「蒙受困擾」一詞卻被翻譯成「添了麻煩」,當場大大減輕了情節的嚴重性,致使中國誤以為我方誠意不足,會談甚至一度瀕臨絕裂,成為外交史上知名的一次意外,所幸田中首相及時重申「這句話就是表示誠心誠意的謝罪」,也使發言中的歉意更為明確。中國方面也接受了這一段誠心誠意的謝罪。當時的外相姬鵬飛就在回憶錄《飲水不忘掘井人》中明白寫道:「日本人說『給人添麻煩』時,就是誠心誠意向人賠不是的意思,也表示今後不會再犯同樣的過錯,懇請對方原諒。……於此,日本謝罪的問題就解決了。」……在歷任首相中,致歉表現最為深入的,要屬村山富市首相在1995年所發表的戰後五十周年談戶了。村山首相在談話中直率的承認「在不遠的過去,我國曾因國策失誤而踏上戰爭歧途,陷國民於存亡危機,更因殖民支配與侵略,為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各國的人民,帶來莫大的損失與痛苦」,還表示「我願意虛心地接受這段史實,在此鄭重表達痛切反省之意,並由衷的致歉」。無庸置疑,這是再明確不過的謝罪。村山首相在這段談話中的措詞,後來也被小泉首相引用在戰後六十周年的公開談話中。不只是首相,當今天皇在1989年4月13日於皇居接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時,也曾坦言「那是一段令人遺憾的不幸時期」。接著在1992年,由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舉行的歡迎餐會上,天皇以也更深入的措詞表明謝罪的誠意:「我國曾長期為中國人民帶來極大苦難,這一點令我深切悲痛。戰爭結束時,我國國民立刻痛定思痛,決心不再重蹈覆轍,並堅守和平建國之道。」歷任內閣都曾為此是謝罪,只是表現上有所不同。中國之所以認為「日本沒有道歉」,可能是日本在戰後的和平努力並沒有被正確的傳達所致。』

p.282:

『在大戰受害國中,韓國提出了請求權處置,東南亞各國也提出國家賠償,日本至今仍負賠償責任,唯獨中國曾在1972年建交時言明「放棄賠償」,因此沒有向日本求償,不過,日本也藉ODA援助的方式,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我常聽到中國對此表示「借的錢遲早要還,所以日本也占了便宜」,推測這樣的觀念恐怕已在高層首腦中根深蒂固。我必須直言,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對中ODA總額約三兆日圓,其贈與指數高達65%,換言之,其中有二兆日圓是受國際公認的實質援助。反觀德國,單就國家賠償的定義而言,德國完全沒做過任何賠償;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斷言「日本的謝罪與賠償做得比德國還要徹底」,因為德國積極接納來自東歐國家的難民,對鄰近諸國主動進行援助,加上對納粹受害者的個人賠償等等,總金額約合六兆日圓,比日本的援助規模還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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